1、在过去的四千年里，欧亚大陆上频繁的大规模人口流动通常与剧烈的战争相伴，这些流动往往带有暴力和血腥的色彩。战争既是导致移民的原因，也是移民的结果。从二十万年前非洲人类祖先开始向欧亚大陆迁徙时，最初的人口移动可能较为和平，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移动变得越来越暴力。

2、人类通过种植谷物和饲养牲畜在固定地点生活，但随着马的驯化、轮车的发明和马背骑乘的出现，人类的移动能力发生了根本变化。马作为战争动物，极大地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程。

3、历史学家大卫·安东尼在《马、车轮和语言》中指出，马的使用改变了历史进程，特别是在欧亚大陆的战争中，马的使用形式包括马拉战车和跨骑作战。这些变化首先依赖于马的驯化和其在军事上的应用。

4、在人类早期历史中，野马是理想的猎物，因为它们群居且温顺。人类猎手不仅猎杀野马，还追随它们的迁徙路径，从西伯利亚穿越到美洲。考古证据显示，人类到达美洲后迅速灭绝了当地的野马，这导致了后来美洲原住民在面对欧洲殖民者时缺乏驯化的马匹，无法组建骑兵或战车部队，从而在军事上处于劣势。

5、在欧洲早期，人类追随大型哺乳动物的足迹，在森林草原中大量猎杀野马。随着冰河时代的结束，野马在欧洲中西部消失，仅在没有森林的大草原上仍有相当数量的野马。大约在公元前4000年，人类开始驯化野马，这一过程在乌克兰第聂伯河的斯莱德涅斯多格文化中得到证明。

6、在德瑞夫卡遗址，大量的马骨属于公马，表明当地人有意吃掉公马，留下母马以繁育后代，这是驯化马的第一步。大卫·安东尼推测，当地人集中驯马的同时，可能有人尝试骑马，证据是马的第二前臼齿有被磨损的痕迹，表明可能使用了马嚼子。同时出土的大量鹿角残片可能就是被用作马嚼子。

德雷夫卡遗址、博泰文化、阿凡纳谢沃文化地理位置示意图

7、在哈萨克草原的伊曼·布尔鲁克河附近，博泰文化（约前3700—前3100）的遗址中发现了马骨。这些马骨显示，马的第二前臼齿磨损超过三毫米，表明使用了马嚼子数百小时。下颌骨的磨损痕迹可能是由套索或马勒等马具造成的。考古学家推测，博泰文化的马高度超过十三至十四手（一百三十至一百四十厘米），远高于罗马骑兵的战马，适合骑乘。

8、在阿凡纳谢沃文化（约前3200—约前2500）中，发现了更多马骨的第二前臼齿非正常磨损，且墓葬传统源自里海沿岸草原。这表明来自里海沿岸草原的移民将青铜冶金术、马拉轮车和马匹蓄养等经济方式传播到了东部草原、阿尔泰山地、叶尼塞河流域的米努辛斯克谷地，并进一步传播到蒙古高原和中国北方。

9、尽管大卫·安东尼一再坚持说，骑马起源于六千年前，可是，即便当时有人能够骑马，想要跨骑马背作战，还远远不够成熟。事实上，最早加速人群移动的是马拉轮车，这依赖于轮子的发明。

10、考古证据显示，早期人类已经知道使用由动物牵引的滑橇在平地上轻松移动。后来，可能受到陶轮转动的启发，人们开始利用围绕轴滚动的省力方式。约六千年前，苏美尔城市乌鲁克的象形文字记录了滑橇向轮橇的过渡。随后，在黑海—里海地区、高加索和欧洲，出现了许多实木制作的轮车，这些轮车笨重，只能由牛缓慢牵引，远未达到用于作战的水平。

乌尔之旗（Standard of Ur）细节图 收藏于大英博物馆

11、在公元前第三千纪的伊拉克南部吾珥皇家公墓中，美索不达米亚的野马已经开始牵引四轮马车，这些马车上装备有国王的武器，如战斧、剑和矛，使其成为一个武器平台。然而，四轮马车由于笨重且几乎无法转向，不适合直接用于战争。几百年后，一种更轻便的两轮车被发明出来，这种车使用车辐支撑的轮子，车厢更轻巧，能容纳至少两三人，适合组成作战单元。

12、制作战车是一项复杂的工程，需要整个帝国的多个产业部门和技术工种共同合作。这包括冶金、木器制作、鞣皮、牲畜饲养以及动物原料的再加工等。战车部队的组建还需要马夫、马具工、车轮制造工、细木工和制箭匠等专业人员。因此，战车成为早期帝国最重要的塑造力量之一。

13、移动速度的显著提升对人类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英国考古学家斯图尔特·皮戈特指出，从牛车到马拉轮车的转变，使得运输速度从每小时三四千米提高到三十千米以上。自公元前第二千纪以来，驾驭战车的武士们带着他们的语言、金属加工技艺和好战性格，在欧亚大陆上广泛迁移，成为当时主要的移民现象。

14、这些战车武士对早期文明的帝国形成起到了关键作用。例如，公元前1700年，喜克索斯人驾驭战车进入尼罗河三角洲；公元前1600年，来自伊拉克和伊朗北部山脉的族群驾驭战车征服了美索不达米亚的阿莫里特王朝；操印欧语的雅利安人驾驭战车推进到印度河谷，摧毁了当地文明；在黄河流域，商代中期遗址中突然出现的车马坑表明，战车的使用使商文明与二里头文明产生了显著差异。

15、驯化马对战争与移民的历史影响深远。马拉战车的贵族武士建立的帝国主要分布在传统农耕地区。早期草原牧民虽然已经过上游牧生活，但尚未能建立庞大的战争帝国。历史学家认为，要深度开发草原资源并发挥出强大的战斗力，还需依赖马背骑乘技术的发展。

16、马拉战车作战与马背骑乘作战是两种不同的战斗方式。尽管公元前两千纪以来的战车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但马背骑乘作战直到公元前9世纪才出现。早期的图像资料显示，人们尝试跨骑马背，但位置不正确，有可能骑的是驴而不是马。直到亚述人的图像资料显示，他们开始尝试在马背上作战，但骑手们没有使用鞍具，且需要两人配合才能有效战斗，这与战车作战方式相似。

17、随着马背上的弓箭手能够独立作战，军事性骑乘逐渐成熟。然而，在农耕地区能够规模化组建骑兵之前，马背上的骑士主要从事部落之间的袭击和掠夺。过去，部落民想要突袭劫掠邻近部落，最大的难点在于抢夺物资后如何快速撤退，因为身负重物的人很难跑过身无重物的追击者。然而，一旦袭击者能骑马，不仅能突然出现，而且能很快撤退。

18、骑术，特别是军事骑术的发展，显著增强了战争的暴力和规模，尤其是提升了游牧族群的战斗力，使草原生活更加丰富。研究表明，骑马狩猎和战斗可以将活动范围扩大六倍，对未掌握骑术的定居部落构成重大军事威胁。没有马匹时，人类能利用的草场有限，徒步居民最多能饲养200头牲畜；而有了马匹，这一数字可超过500头。

19、更多的游牧民需要更多的食物来源，更多的牲畜则需要更大面积的草场，这导致了激烈的边界冲突。许多现代学者认为，古代最重要的战争和疆域变动多发生在游牧与农耕族群之间，如中国的秦汉长城，就是为了防止这两大族群之间的战争而修建的。

20、更重要的是，掌握军事性骑乘技术后，草原部族能够利用马牛羊等牲畜向更广阔的地理空间扩展。这使得横贯欧亚大陆中部的大草原不再是障碍，反而成为可以自由流动的“草原高速公路”。这些马背上的强悍部族，凭借高超的骑乘和战斗技术，迅速出现在以农耕为主的定居文明国家附近。